对于两次收获中国女性文学奖创作奖的作家林白来说，她的“女性三部曲”——《一个人的战争》《说吧，房间》《北去来辞》，正是用文字对女性生命体验所做的深刻探索。

林白：作家，著有长篇小说《北流》《北去来辞》《一个人的战争》《说吧，房间》《妇女闲聊录》等，以及中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。获评第十届红楼梦奖：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决审团奖、老舍文学奖、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、花地文学榜长篇小说金奖、首届长江华语文学榜优秀长篇小说等

女性与自己：从“个体痛感”到“群体共情”

《中国妇女》：您说过，您的女性三部曲是女性或者是您的三个台阶，能否解读一下“台阶”的意义？

林白：三部作品像三个台阶，是指每一级都对应着生命的不同阶段。

《一个人的战争》首刊距离现在已经有31年了，是连绵不断来到如今的最初的台阶。里面的多米，面对一个“向内”的世界，她与自己的身体、欲望、孤独缠斗，这种战争是无声的，是生命最本真的状态——像在黑暗隧道里摸索，靠写作的光亮找到出口。

《说吧，房间》是第二个台阶。“房间”既是物理空间，也是社会对女性的规训。多米在求职中遭遇的性别歧视，要求女性“既要新潮又不能太张扬”的双重标准，那是我亲历的困境。小说里的“叫喊”，虽然也有愤怒的控诉，但更多的是女性被挤压的生存的疼痛。当多米对着墙壁自言自语时，那是一种被迫沉默后的爆发——女性需要打破房间的禁锢，让私密的痛苦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。

第三个台阶《北去来辞》，海红从自我中走出来，不是一种和解，而是一种扩容。她开始关注他人：农民工、边缘群体……视角的转变，源于我自身的生命体验——当女性终于不再被“自我”困住，她才能以更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对话。这部作品的完成，标志着我从“个体的痛感”走向“群体的共情”。如果说前两部是“向内掘进”，《北去来辞》则是在“向内掘进”的同时“向外生长”，它让我明白：女性的解放，不仅是摆脱自身的枷锁，更是对他人苦难的看见与承担。

这三个台阶，不是线性的“进步”，而是生命在不同阶段的必然沉淀。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对“女性如何存在”的答案：从自我认知到社会抗争，再到与世界的共生——这个过程充满羞耻与阵痛，但每一步都是对生命实感的忠实记录。这些作品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用30年时光凿刻出的生命年轮。

《中国妇女》：《一个人的战争》写了女性从幼年到青年阶段对自我的探索与认知，人们习惯于歌颂青春的美好，事实上，青春期更多意味着孤独与迷茫，甚至险象环生。您认为对于年轻的女孩子来说，“一个人的战争”有可能避免吗？

林白：一个人的战争是无法避免的。这种战争不是源于个体的选择，而是根植于女性在传统社会中必然遭遇的性别困境——从身体觉醒开始，我们就必须直面社会规训与本能感知的撕裂。青春期看似是花季，实则是风暴眼，当少女意识到自己不再是“女孩”而是被社会定义的“女性”时，撕扯就开始了。那些看似私密的创伤，实则是整个性别群体生存境遇的缩影——我们必须完成自我启蒙，既要对抗外部世界的规训，又要消化内心蓬勃生长的欲望。但这不是毁灭性的。

年轻时，我常感恐惧与孤独，三岁丧父，住在妇幼保健站时，阁楼上堆满人体模型、黑暗中莫名的细碎声响……我只能通过写作凿开一条与外界对话的裂缝。如果有人问我“是否希望少些恐惧，多些仁慈的指引”，我的答案是“当然”，同时我也意识到，恐惧确实带来痛苦，但它也逼出了我写作的蛮力，痛感最终都化作了文学的养分。但我不愿将这种“痛感转化”浪漫化。如果有选择，我宁愿所有女孩不必经历如此剧烈的撕裂。写作于我，是一种自我救赎；但对她们，我更希望成为一面镜子，让她们看见：孤独不是耻辱，愤怒无需遮掩，生命自有其破土而出的路径。

年轻女孩的“战争”本质上是建构主体性的过程，是用血肉之躯在铜墙铁壁上刻写自我坐标。避免“战争”意味着放弃成为完整的人。我们可以调整自己——像小说后期多米在北京找到的生存智慧，将激烈的对抗转化为更具韧性的生长。

《中国妇女》：以前认为年轻人有力量有精力，而《北去来辞》却写出了中年人的力量。您怎么看年轻时期的“力量”和中年以后的“力量”？

林白：写作《北去来辞》时曾经想过年轻时的“力量”，更像是一种与世界的对峙——用尖锐的姿态反抗规则，用疏离感包裹自我。这种力量是单向的、紧绷的，带着青春的莽撞和决绝，甚至刻意用“心如铁”的姿态对抗外界，因为唯有如此才能确认自我的存在。中年以后，可能会有另一种力量：它不是向外冲撞，而是向内扎根的。海红这个人物从南方漂流到北方，从婚姻的困局走向精神的松动，恰恰体现了这种转变。年轻时她与史道良的结合，是为了逃离一个脆弱的自我和一场危机的应激反应，中年时，她在心理上平实地注视史道良，是对复杂人性的体认——她终于能够穿透表象，看见他人和自己的困境共生纠缠的真相。

年轻的力量像野火，烧尽一切的同时灼伤自己；中年的力量更像野草，被现实碾压后依然从裂缝里生长。海红最终听到的“大地蓬勃的声音”，正是这种力量的隐喻：不依赖青春的荷尔蒙，而是源于对生命复杂性的接纳。海红从“审视”转向“陪伴”，她终于懂得：真正的力量不是对抗，而是承载。

至于“理解自己”这件事，它确实是中年写作的核心。年轻时我习惯用文字解剖自我，追求极致的痛感；但现在，我更愿意像我的另一部小说《北流》那样，把记忆、方言、植物甚至梦境都收纳进一个容器。这种“收纳”不是消极的妥协，而是主动选择——当你不再急于定义对错，才能看见万物如何在时间里相互成全。

女性与家庭：在关系中也要保持自我

《中国妇女》：《说吧，房间》里说“嫁一个男人，生一个孩子，一切就定型了……永远不能流动了”，似乎家庭是女人的枷锁。但到了《北去来辞》，海红却离婚不离家，因为水在容器里也是一种安全。对家的接纳对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妥协还是成熟？

林白：海红的选择常被误解为倒退，但她在破碎的婚姻容器中重建了新的秩序。这种“离婚不离家”的状态，是对传统家庭结构的解构与重组。女性对家庭的接纳不是单向度的妥协，更像是在流动与凝固之间寻找一种动态平衡——恰恰印证了女性在理解他者时的主体性——不是被动接纳，而是主动重构。当代女性的困境在于既要对抗容器带来的压迫，又要警惕绝对自由导致的虚无。当女人在容器内部开辟出自我领域时，妥协与成熟便不再是二元对立的概念，而成为螺旋上升的生命轨迹。这种生存智慧往往伴随着痛感。就像敦煌壁画里的飞天，既要依托墙壁的承托，又要在挣脱墙体束缚的过程中完成美的塑造。家庭对于当代女性，正如那面既限制又成全的墙壁。

《中国妇女》：在《一个人的战争》中，青春期的女孩多米是要独自旅行的，但到了《北去来辞》，中年海红对一个人去外地采访却感到“害怕”，需要男人陪同——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？是鸟在笼子里待太久翅膀退化了吗？您认为女人应如何保持独自飞翔的能力？

林白：海红的“害怕”并非怯懦，而是她发现世界的复杂性远超少女时的想象。当多米用身体经验确认存在时，海红已背负着家庭、历史、代际关系的重负。“需要陪同”，不是翅膀退化，而是意识到人与世界的联系无法仅仅通过孤勇实现，“一个人不能孤立存在，必与他者、与世界共存”。真正的独立不是拒绝关系，而是学会在关系中保持自我。多米认为写作是“一个人的战争”，必须用孤绝的姿态突围；但海红在火车上看见故人亡魂时顿悟：生命的容器需要容纳他者的温度。这不是依赖，而是对“人不能孤立于时代”的认知。自由不是用来享受的，而是需要承担的。我们不应把自由当作对抗世界的武器，而应视为照见本心的镜子。

从多米到海红的变化，不是退化，而是生命从激流到深潭的必然。少女的翅膀从未折断，只是飞行的轨迹从刺破天际的直线，变成了与风雨共生的螺旋。

海红每一次逃离家庭的冲动，看似是中年危机，实则与她青春时代的冒险一脉相承。年轻时从广西迁徙到北京，中年时在婚姻围城里左冲右突，本质仍是在寻找确认自我存在的坐标。恰似卡尔维诺笔下“看不见的城市”——我们永远在离开与抵达之间循环，每次出走都是对生命的重新丈量。年轻时我们逃离的是具象的牢笼，中年后要挣脱的往往是自我建构的囚室。

《中国妇女》：小说里写了几对母女关系，慕芳和海红既生分又别扭，但银禾对雨喜是全盘接纳和赞美的，您觉得母女关系是由什么决定的？

林白：母女关系既取决于时代与命运的碰撞，也源自女性个体如何在代际间传递或打破某种生命惯性。慕芳与海红的“别扭”，根源在于两代人面对时代裂变的姿态差异。慕芳是传统秩序中的女性，她的爱带着压抑与规训；海红则是从南方漂流到北方的知识女性，试图在精神上挣脱母辈的生存逻辑。这种割裂，本质是现代化进程中女性身份重构的阵痛——母亲将旧时代的生存智慧视为庇护，女儿却将其视为枷锁。而银禾对雨喜的全然接纳，是因为她身上带着未被时代洪流碾碎的野性生命力，不需要通过否定雨喜来确认自我。母女关系的核心或许在于：我们能否在时代的褶皱里，既承认血缘的烙印，又尊重个体破茧的疼痛。

女性与世界：从“凝视自我”到“看见他者”

《中国妇女》：读您的作品一个最大的感受是“体感”，“世界缩成一根针扎在肉里，只是锐痛”，打不倒的银禾是不是这种体感的反面？

林白：“体感”是生命存在的证据，也是写作最根本的燃料。人活着，皮肤、神经、血液、骨骼……锐痛、钝痛、微小的痒与颤栗，如此，人才能确认自己真实地活着。当世界缩成一根针扎进肉里，痛是唯一的真相，写作是将这根针拔出来、对着光端详的过程。这种叙述，有时是为了“表达需要”，有时更像一种本能，就像呼吸，你必须先吸入空气，才能吐出语言。

银禾不是“打不倒”，而是从未被“打倒”的概念束缚。她像野草一样生长，用最本能的生存智慧消解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重负。如果说海红的体感是显微镜下的细胞震颤，银禾的体感则是大地的脉动。她不需要盔甲，因为她本身就是土壤，能将尖锐的痛楚转化成生长的养分。这种反差或许暗示了另一种可能：当人不再把体感当作需要抵御的伤害，而是视为生命本身的律动，伤害便失去了定义权。

关于“盔甲”，我年轻时羡慕那些身披铠甲的人。但现在明白，写作的终极意义在于将铠甲熔铸成镜子——让每一道感受的裂缝都成为照见生命质地的光。

《中国妇女》：什么可以成为女性力量的源泉？《北去来辞》的结尾，海红开始向最凡俗的日子致敬，用各种路径返回地上的世界，您今天回看海红，有什么新的领悟吗？

林白：我依然会被她那种笨拙而执拗的生命力打动。从多米到海红，是从“凝视自我”到“看见他者”的过程，这不仅是文学的突围，更是一种认知。年轻时曾以为对抗世界的刀锋必须向内，在身体和心灵里凿出血路才能证明存在。现在我意识到，所谓“广阔的世界”，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迁徙，而是一种心量……女性要挣脱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压迫者，而是被个体经验困住的狭隘视角。

真正的现实感不在于批判的锐度，而在于理解的深度。女性力量的源泉，当然是来自生命，来自自我接纳。

《中国妇女》：当女性走出自己，不再和世界隔着一层玻璃，她将面对的新课题是什么？您在接下来的写作中会探讨女性的哪一种境遇？

林白：其实我不太考虑课题，也缺乏探讨精神，因为我的写作不从课题出发，我要处理的是自己的百感交集，自己的实感经验，时代的痛切，而不是一种理论框架。

我会写很远的和很近的自己。关于未来的写作，我想，无论小说还是诗歌，到了晚年必须从文本追求中解脱出来，不要再去追求意义与深刻，要让自己回到生命原初的天真与混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