吃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。把吃来打赌争输赢，在粮食不足的时代，是常有的事。我平生所知的第一个赌吃的事，是小时听祖母说的，那是我们村的一个人，那人的年纪，和我的伯父差不多大，可能生于1920年代。他小时在外放牛，和别的孩子赌吃一种“朝天椒”，接连吃了七个，最后被辣到昏厥在地，差点死掉。这在我是印象极深的，虽然只是听闻，而非目睹。那人的父亲，是解放前的地主，名字叫王山，在解放初被执行枪决了。王山被毙的事件经过，我的祖母也讲述过，只是那时我很小，现在时间又过了几十年，我所记得的，犹如坏壁上的古画，早已剥落得连不成片段了。

我后来所知的第二件赌吃的事，是发生在我家的，但是我也没能目击，是我的母亲述说的。有一年的正月，我的小舅来我家，所谓“看节拜年”，中午吃饭时，不巧那天我的一位堂姊夫也来了，那姊夫姓方，平时是好促狭的——我在另一篇文章中，曾记过他背着我看电影的事——见我的小舅为人老实，而又“身大力不亏”，就逗引他吃饭。不知我小舅到底是吃了几碗，总之吃了很多，吃到最后胃痉挛了，样子颇不得体。在姐姐家做客，又是新年正月，这使得其姐姐亦即我的母亲很是不快，第一是气我的堂姊夫生事，没有礼貌，其次主要的也是气我的小舅太傻乎乎了，在人前失了面子。

1987年的冬天，那时我们已离开家乡，到了父亲工作的地方，也就是铜陵，我在上中学。有一天，住在我们那个八九家一排平房的中间一家的姓殷的男子，平时人称之为小殷的，在和人赌喝凉水。有好几个人围在那儿。小殷那时二十八九岁，或者三十出头，瘦高个子，长脸，正从他家厨房的水缸里，舀了一大水瓢的冷水，站在那里，仰着脖子喝。我家是那排房子的靠最里面的一家，中间有四五家，我站在门口远远看着，只见一个灰衣人喝水的侧面，手里拿着长瓢，作长饮之状，在那个狭长的小巷子中，就仿佛一个剪影。现在追想起来，还依稀可勾勒得出。我那时看得心里直笑。那时天已经相当冷了，喝那么多的凉水，虽然似乎大有豪勇，足以使众人佩服，但在其人的肚子中，却非得吃些苦头不可，这是可以断言的。我那时已很习惯作冷眼旁观，而不轻为评议，我之所以心里发笑，当然主要是认为那不是一件值得干的事，被人目为傻瓜，犹其小者了。

不过说起来，我记忆中最为深刻的，还是后来上大学时，所目睹的几个同学的赌吃。一次是晚上，同寝室的五六人上自习回来，拉拉杂杂，有的没的闲聊着，快要上床睡觉了，不知为了什么，有两个同学，忽然来劲打起了赌。这两人一个姓杨，一个姓柳，柳的个头不高，杨的块头颇大。打什么赌呢？争来执去的结果，是赌吃。那时大家其实肚子也都有几分饿了，自习归来，精神虽犹健，肠子已辘辘，乐得围观吃事。杨君说，他能一口气吃下一斤锅贴饺子，亦即四十只，而无事。柳君云绝无可能。谁都不服谁，最后我们作证，签订了一个“锅贴条约”：一，立刻由柳君出钱，派人去买一斤四十只的锅贴来；二，锅贴到了，杨君必须马上吃，在规定时间内，吃得下去，此事罢休，买锅贴的钱，柳君出也就出了，杨君可不管；三，不但此也，此外还得由柳君改日另买一只烧鸡，请我们大家同吃；四，杨君若吃不下，就得当场认输，买锅贴的钱，就由杨君归还与柳；五，此外，杨君也得改日另买一只烧鸡，请我们同吃。所以，无论输赢在谁，我们那旁观的几个同学，包括我，都是可以吃到烧鸡，而不必花钱，那当然是再好也没有的事了。所以我们乐得在旁鼓噪。

学校的食堂，就在我们宿舍楼的对面，抬脚即可到，那时有一家人承包了一间屋子，晚上卖小吃，卖得多的是锅贴，专做学生的生意，我们晚自习后常去买了吃。锅贴饺子吃多了，有一弊，那就是不易消化，所以一般只不过买二三两，也就是八至十二只而已，垫垫肚子，稍杀嘴馋。买四十只锅贴，须用一个大盆子才装得下的，我记得当时是有个同学，拿了一个铝制的小锅，去为杨君买了来的。锅贴一到，杨君于是乎就放开量吃了。杨君的为人，是颇有头脑和计划的，因此吃的时候，也比较节制，立在那里，不敢掉以轻心，慢慢而有组织地进行着吃，吃了不到一小时，果然就把那四十只饺子尽数吃下肚子，那时已经十二点多了。饶是如此，显然杨君还是吃得颇为撑了，我们怕他出事，便派了两个同学，陪他去操场散步，在操场上，据说是搀扶着他，转悠了好久才回来的。柳君过了几天，在我们不断催促下，只好去买了一只烧鸡，给我们“打牙祭”。

这一次的赌吃，我们是住在一楼，而另一次，我们则是搬到了五楼，时间是在1991年，那不是赌吃饺子了，而是赌吃辣椒酱。那时我们对面的宿舍，有一个同班的刘君，晚上无事，因为是大三了，也不上自习了，在我们宿舍瞎吹。那时的宿舍，有四个双层铁床，床之间，有两张木桌子，是供大家看书写字的，但吃饭时，我们也从食堂打了饭回来，坐在桌边吃。桌上有大半盆子的辣椒酱，酱里面，有些许黄豆，这个不记得是谁从家带过来的，一般是用来吃稀饭、馒头的，我们大家都会吃，但吃得不多。那时候每年过年后，也就是在春季学期开学，我们重返学校时，都会带些家里的小菜来，与大家同吃。有的人是腌制的咸肉，有的人是咸鱼、鸡、咸菜，各色各样，各各不同，总之是各家特色小吃吧。那天晚上，距开学已有一阵子了，所以并无鸡猪鱼菜，只有那大半盆子的辣酱，盆子本是打饭的白搪瓷盆子，辣酱如换作饭，亦可以饱一顿之腹。刘君本是好玩的人，多才艺，可记的事很多，那晚也不知什么上了他身，他见了那盆辣酱，忽两眼放光，指着说，我可以寡口吃掉它。此语一出，当然马上有好事之徒，假作不服之状，以之激他了。结果是刘君当场就端起盆子，像吃零食一样，把那拌黄豆的辣酱一气吃光了，且若无其事，面不改色，与杨君那举锅贴虽不绝膑却要人搀扶着去散步的吃力状，区以别矣。后来毕业的时候，我在刘君的留言册上，写了一首《沁园春》，其中只说了他的“龙鼻吸酒，鬼手烧菜，长爪抠诗”，却不知为何，竟忘了提那晚的“大口吃辣酱”！

我本人几乎从不吃得过饱，记忆之中，即使是小时候，也没有过尽情大啖饱吃，毫不节制。但平生也确有两次吃得多的，一次是在小学三年级，一次是大学时。上小学的那一次，我记得是在麦子收割的季节，家家都吃用新收麦子的面粉做的面汤（不是面条，面汤较扁而粗，是临时和粉手擀、刀切的），汤水中加从菜地现摘回来的瓠子，切成细条，煮一大铁锅，灶中的柴火也好，此又绝非后来的煤气所可比拟其十一，所以其味极新鲜可口。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吃这个，无人不吃得很多。有个女同学，她家里五六个姊妹，无一不笨，念书亦无一不差，她吃到挺着圆鼓鼓的肚子去上学，大家见了无不发笑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吃这个也吃得多了，有点撑的感觉，但不过三碗。我的一位堂兄则是用大钵子去吃面汤的。迄今已四十年了，我们四五月间吃面汤的那个盛况，我犹能历历记忆，那个面汤的味道，则也是思之津津，口中涎出。大学的那一次，是有晚我去距校十里外的三伯父家，那次伯父不在家，伯母省事，炒了碗蛋炒饭，碗是个大海碗，饭也堆得颇高，上面又加一只大包子，我毫不客气统统吃掉了，走回学校，倒也没觉什么。

三年前的夏天，我带着儿子从安徽返上海，在火车上繙览手机中所存的近代文献，看到陈寥士《初印楼散记》中有一则“名流赌饭”，其中记一上海人说：

乾隆时，吴白华侍郎素善饭（吴省钦，为和珅之师，传见《（光绪）南汇县志》），有宗室某将军者，亦以善饭与之齐名。一日，侍郎谓将军曰：“夙仰将军之腹量可以惊人，若某者，虽非经笥之便便，至于酒囊饭袋，略有微长。但不知孰为优，孰为劣耳。今日一决胜负，公意如何？”将军笑曰：“诺。”侍郎因命左右，持筹侍侧，每噉一碗，则授一筹。饭罢数之，将军得三十二筹，侍郎得二十四筹。侍郎不服，约明日再赌，将军笑曰：“败军之将，尚敢战乎？”侍郎曰：“明日与君白战，不许持寸铁。只设饭而无肴，若再不胜，愿拜麾下。”于是复计筹而食。将军食至三十碗而止，侍郎竟至三十六碗。此亦古今少有之佳话也。

因此想起古书中记的大食量事，如《史记》中的老年廉颇，“一饭斗米，肉十斤”，欧阳修《归田录》的宋宰相张齐贤，与宾客会食，“厨吏置一大桶，视其所食，如其物投桶中，至暮，涨溢满桶”，都是有名的掌故。笔记书中记之者尤多，明人徐应秋的《玉芝堂谈荟》中，记古来饮啖有弘量的人，最为集中：

山涛饮至八斗，醉后餟餔，折筯不休（见《云仙杂记》）。苻坚拂盖郎夏默等三人，每食一石，肉三十斤（见《太平御览》引崔鸿《前秦录》）。宋明帝噉白肉至二百片，蜜渍鱁鮧，一顿数金钵。萧颖胄噉白肉鲙至二斗（并见《南史》）。马希声日食五十鸡（见《新五代史》）。南燕慕容德时逢陵长王鸾，赐食，立尽一斛（见《太平御览》引《南燕录》）。范汪噉青梅，一斛都尽（见《艺文类聚》引《语林》）。赵丞相雄上殿奏事，上命内侍捧玉海容三升者进之，凡七赐皆釂，继以金柈捧笼炊百枚，遂食至尽。又与客对饮，各尽酒三斗，猪羊肉各五斤，蒸糊五十事（见周密《癸辛杂识》）。

这一段，大抵是本诸王世贞的《宛委馀编》，稍加以删削的。其后所记的，则是另据《弇州史料》的明朝人了，如《明史》中有传的王恕、杨博、王国光、王崇古等，都是，此处且略过不提。这些惊人的食量，是否为字字不差的实录，那又是另一事，该另当别论了。梁章钜的《归田琐记》中，又记及清代的大官数人，所记亦有趣，可以为谈助：

相传国初徐健菴先生食量最宏，在京师数十年，无能与之对垒者。及解官言归，众门生醵饯之，谓将供一日醉饱也。安一空腹铜人于座后，凡先生进一觞，则亦倒一觞于铜腹，以至殽胾羹汤皆然。铜腹因满而倒换者已再，而先生健啖自若也（健菴即徐乾学。按，此与张齐贤事全同，疑即仿欧记）。乾隆年间，首推新建曹文恪公秀先，次则达香圃大宗伯椿（曹秀先，江西人，为《四库全书》总裁；达椿，满洲人。并见《清史稿》）。人言文恪肚皮宽松，必摺一二叠，饱则以次放摺。每赐吃肉，准王公大臣各携一羊腿出，率以遗文恪，轿箱为之满。文恪取置扶手上，以刀片而食之，至家，则轿箱之肉已尽矣。香圃宗伯家甚贫，每餐或不能肉食，惟买牛肉数斤，以供一饱，肉亦不必甚烂，略煮之而已。宗伯人极儒雅，惟见肉至，则喉中有声，如猫之见鼠者，又加厉焉。与同食者，皆不敢下箸。都城风俗，亲戚寿日，必以烧鸭烧豚相餽遗。宗伯每生日，餽者颇多。是日但取烧鸭切为方块，置大盘中，宴坐，以手攫啖，为之一快。

其他如张之洞、王闿运及袁世凯等，也都是食量甚弘的人，见于《湘绮楼日记》《清稗类钞》等。有一位《水浒传》专家，不记得是马幼垣，还是孙述宇了，认为梁山好汉的食量，动辄几斤牛肉，几斤酒，是太不可置信了。其实呢，这固然是文学的手法，稍许有夸大处，但古人的食量，确也比我们要大，古书读得多了，自能知晓。即使最近的三四十年，生活发生了大变迁，我们的食量也小了不少，这是耳目之前的事，可以为证的。